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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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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20日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
    一
 中國共產黨自一九二一年產生以來,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毛澤東同志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便是此種結合的代表。我們黨一成立,就展開了中國革命的新階段——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階段。在為實現新民主主義而進行的二十四年(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奮斗中,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戰爭的三個歷史時期中,我們黨始終一貫地領導了廣大的中國人民,向中國人民的敵人——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取得了偉大的成績和豐富的經驗。黨在奮斗的過程中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代表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人民,將人類最高智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理論,創造地應用于中國這樣的以農民為主要群眾、以反帝反封建為直接任務而又地廣人眾、情況極復雜、斗爭極困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國,光輝地發展了列寧斯大林關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問題的學說和斯大林關于中國革命問題的學說。由于堅持了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并向一切與之相反的錯誤思想作了勝利的斗爭,黨才在三個時期中取得了偉大的成績,達到了今天這樣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空前的鞏固和統一,發展為今天這樣強大的革命力量,有了一百二十余萬黨員,領導了擁有近一萬萬人民、近一百萬軍隊的中國解放區,形成為全國人民抗日戰爭和解放事業的偉大的重心。
 二
 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第一個時期中,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特別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曾經在共產國際的正確指導之下,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的影響、推動和組織之下,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和偉大的勝利。中國共產黨的全體同志,在這次大革命中,進行了轟轟烈烈的革命工作,發展了全國的工人運動、青年運動和農民運動,推進并幫助了國民黨的改組和國民革命軍的建立,形成了東征和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干,領導了全國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斗爭,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極光榮的一章。但是,由于當時的同盟者國民黨內的反動集團在一九二七年叛變了這個革命,由于當時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集團的聯合力量過于強大,特別是由于在這次革命的最后一個時期內(約有半年時間),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投降主義路線,在黨的領導機關中占了統治地位,拒絕執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同志的許多英明指示,拒絕接受毛澤東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確意見,以至于當國民黨叛變革命,向人民突然襲擊的時候,黨和人民不能組織有效的抵抗,這次革命終于失敗了。
 從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的十年間,中國共產黨,并且只有中國共產黨,在反革命的極端恐怖的統治下,全黨團結一致地繼續高舉著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領導廣大的工人、農民、士兵、革命知識分子和其他革命群眾,作了政治上、軍事上和思想上的偉大戰斗。在這個戰斗中,中國共產黨創造了紅軍,建立了工農兵代表會議的政府,建立了革命根據地,分配了土地給貧苦的農民,抗擊了當時國民黨反動政府的進攻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來的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人民的新民主主義的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事業,取得了偉大的成績。全黨對于企圖分裂黨和實行叛黨的托洛茨基陳獨秀派⑴和羅章龍⑵、張國燾⑶等的反革命行為,也同樣團結一致地進行了斗爭,使黨保證了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總原則下的統一。在這十年內,黨的這個總方針和為實行這個總方針的英勇奮斗,完全是正確的和必要的。無數黨員、無數人民和很多黨外革命家,當時在各個戰線上轟轟烈烈地進行革命斗爭,他們的奮斗犧牲、不屈不撓、前仆后繼的精神和功績,在民族的歷史上永垂不朽。假如沒有這一切,則抗日戰爭即不能實現;即使實現,亦將因為沒有一個積蓄了人民戰爭豐富經驗的中國共產黨作為骨干,而不能堅持和取得勝利。這是毫無疑義的。
 尤其值得我們慶幸的是,我們黨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創造性地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革命學說應用于中國條件的工作,在這十年內有了很大的發展。我黨終于在土地革命戰爭的最后時期,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和全黨的領導。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時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國人民獲得解放的最大保證。
 但是我們必須指出,在這十年內,我黨不僅有了偉大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時期中也犯過一些錯誤。其中以從黨的一九三一年一月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六屆四中全會)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遵義會議)這個時期內所犯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上的“左”傾錯誤,最為嚴重。這個錯誤,曾經給了我黨和中國革命以嚴重的損失。
 為了學習中國革命的歷史教訓,以便“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車之覆”成為“后車之鑒”,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一致的基礎上,團結全黨同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為著獲得抗日戰爭的徹底勝利和中國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奮斗,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全體會議(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認為:對于這十年內若干黨內歷史問題,尤其是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作出正式的結論,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三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后,在黨內曾經發生了“左”、右傾的偏向。
 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時期的投降主義者,這時對于革命前途悲觀失望,逐漸變成了取消主義者。他們采取了反動的托洛茨基主義立場,認為一九二七年革命后中國資產階級對于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已經取得了勝利,它對于人民的統治已趨穩定,中國社會已經是所謂資本主義占優勢并將得到和平發展的社會;因此他們武斷地說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中國無產階級只有待到將來再去舉行“社會主義革命”,在當時就只能進行所謂以“國民會議”為中心口號的合法運動,而取消革命運動;因此他們反對黨所進行的各種革命斗爭,并污蔑當時的紅軍運動為所謂“流寇運動”。他們不但不肯接受黨的意見,放棄這種機會主義的取消主義的反黨觀點,而且還同反動的托洛茨基分子相結合,成立了反黨的小組織,因而不得不被驅逐出黨,接著并墮落為反革命。
 另一方面,由于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仇恨和對陳獨秀投降主義的憤怒而加強起來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黨內,使黨內的“左”傾情緒也很快地發展起來了。這種“左”傾情緒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黨中央的緊急會議(八七會議)上已經開端。八七會議在黨的歷史上是有功績的。它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堅決地糾正了和結束了陳獨秀的投降主義,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總方針,號召黨和人民群眾繼續革命的戰斗,這些都是正確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八七會議在反對右傾錯誤的時候,卻為“左”傾錯誤開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認識當時應當根據各地不同情況,組織正確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卻,借以有計劃地保存革命陣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許了和助長了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特別是強迫工人罷工)的傾向。它在組織上開始了宗派主義的過火的黨內斗爭,過分地或不適當地強調了領導干部的單純的工人成分的意義,并造成了黨內相當嚴重的極端民主化狀態。這種“左”傾情緒在八七會議后繼續生長,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黨中央的擴大會議,就形成為“左”傾的盲動主義(即冒險主義)路線,并使“左”傾路線第一次在黨中央的領導機關內取得了統治地位。這時的盲動主義者認為,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所謂“不斷革命”(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中國革命的形勢是所謂“不斷高漲”(否認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敗),因而他們仍然不但不去組織有秩序的退卻,反而不顧敵人的強大和革命失敗后的群眾情況,命令少數黨員和少數群眾在全國組織毫無勝利希望的地方起義。和這種政治上的冒險主義同時,組織上的宗派主義的打擊政策也發展了起來。但是由于這個錯誤路線一開始就引起了毛澤東同志和在白色區域工作的許多同志的正確的批評和非難,并在實際工作中招致了許多損失,到了一九二八年初,這個“左”傾路線的執行在許多地方已經停止,而到同年四月(距“左”傾路線的開始不到半年時間),就在全國范圍的實際工作中基本上結束了。
 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間召開的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它正確地肯定了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指出了引起現代中國革命的基本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因此確定了中國現階段的革命依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并發布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綱領⑷。它正確地指出了當時的政治形勢是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指出了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指出了黨在當時的總任務不是進攻,不是組織起義,而是爭取群眾。它進行了兩條戰線的斗爭,批判了右的陳獨秀主義和“左”的盲動主義,特別指出了黨內最主要的危險傾向是脫離群眾的盲動主義、軍事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第六次大會也有其缺點和錯誤。它對于中間階級的兩面性和反動勢力的內部矛盾,缺乏正確的估計和政策;對于大革命失敗后黨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卻,對于農村根據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長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認識。這些缺點和錯誤,雖然使得八七會議以來的“左”傾思想未能根本肅清,并被后來的“左”傾思想所片面發展和極端擴大,但仍然不足以掩蓋第六次大會的主要方面的正確性。黨在這次大會以后一個時期內的工作,是有成績的。毛澤東同志在這個時期內,不但在實踐上發展了第六次大會路線的正確方面,并正確地解決了許多為這次大會所不曾解決或不曾正確地解決的問題,而且在理論上更具體地和更完滿地給了中國革命的方向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根據。在他的指導和影響之下,紅軍運動已經逐漸發展成為國內政治的重要因素。黨在白色區域的組織和工作,也有了相當的恢復。
  但是,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年上半年間,還在黨內存在著的若干“左”傾思想和“左”傾政策,又有了某些發展。在這個基礎上,遇著時局的對革命有利的變動,便發展成為第二次的“左”傾路線。在一九三○年五月蔣馮閻戰爭爆發后的國內形勢的刺激下,黨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同志領導,在六月十一日通過了“左”傾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決議案,使“左”傾路線第二次統治了中央的領導機關。產生這次錯誤路線(李立三路線)的原因,是由于李立三同志等不承認革命需要主觀組織力量的充分準備,認為“群眾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因而認為當時不斷的軍閥戰爭,加上紅軍運動的初步發展和白區工作的初步恢復,就已經是具備了可以在全國“大干”(武裝起義)的條件;由于他們不承認中國革命的不平衡性,認為革命危機在全國各地都有同樣的生長,全國各地都要準備馬上起義,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發動以形成全國革命高潮的中心,并污蔑毛澤東同志在長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創造農村根據地,以農村來包圍城市,以根據地來推動全國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謂“極端錯誤的”“農民意識的地方觀念與保守觀念”;由于他們不承認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認為中國革命的總爆發必將引起世界革命的總爆發,而中國革命又必須在世界革命的總爆發中才能成功;由于他們不承認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長期性,認為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開始即是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開始,并因此規定了若干不適時宜的“左”傾政策。在這些錯誤認識下,立三路線的領導者定出了組織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隨后又將黨、青年團、工會的各級領導機關,合并為準備武裝起義的各級行動委員會,使一切經常工作陷于停頓。在這些錯誤決定的形成和執行過程中,立三同志拒絕了許多同志的正確的批評和建議,并在黨內強調地反對所謂“右傾”,在反“右傾”的口號下錯誤地打擊了黨內不同意他的主張的干部,因而又發展了黨內的宗派主義。這樣,立三路線的形態,就比第一次“左”傾路線更為完備。
 但是立三路線在黨內的統治時間也很短(不到四個月時間)。因為凡實行立三路線的地方都使黨和革命力量受到了損失,廣大的干部和黨員都要求糾正這一路線。特別是毛澤東同志,他不但始終沒有贊成立三路線,而且以極大的忍耐心糾正了紅一方面軍中的“左”傾錯誤⑸,因而使江西革命根據地的紅軍在這個時期內不但沒有受到損失,反而利用了當時蔣馮閻戰爭的有利形勢而得到了發展,并在一九三○年底至一九三一年初勝利地粉碎了敵人的第一次“圍剿”。其他革命根據地的紅軍,除個別地區外,也得到了大體相同的結果。在白區,也有許多做實際工作的同志,經過黨的組織起來反對立三路線。
 一九三○年九月黨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六屆三中全會)及其后的中央,對于立三路線的停止執行是起了積極作用的。雖然六屆三中全會的文件還表現了對立三路線調和妥協的精神(如否認它是路線錯誤,說它只是“策略上的錯誤”等),雖然六屆三中全會在組織上還繼續著宗派主義的錯誤,但是六屆三中全會既然糾正了立三路線對于中國革命形勢的極左估計,停止了組織全國總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計劃,恢復了黨、團、工會的獨立組織和經常工作,因而它就結束了作為立三路線主要特征的那些錯誤。立三同志本人,在六屆三中全會上也承認了被指出的錯誤,接著就離開了中央的領導地位。六屆三中全會后的中央,又在同年十一月的補充決議和十二月的第九十六號通告中,進一步地指出了立三同志等的路線錯誤和六屆三中全會的調和錯誤。當然,無論六屆三中全會或其后的中央,對于立三路線的思想實質,都沒有加以清算和糾正,因此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以來特別是一九二九年以來一直存在于黨內的若干“左”傾思想和“左”傾政策,在六屆三中全會上和六屆三中全會后還是濃厚地存在著。但是六屆三中全會及其后的中央既然對于停止立三路線作了上述有積極作用的措施,當時全黨同志就應該在這些措施的基礎上繼續努力,以求反“左”傾錯誤的貫徹。
 但在這時,黨內一部分沒有實際革命斗爭經驗的犯“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同志,在陳紹禹(王明)同志的領導之下,卻又在“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路線”的旗幟之下,以一種比立三路線更強烈的宗派主義的立場,起來反抗六屆三中全會后的中央了。他們的斗爭,并不是在幫助當時的中央徹底清算立三路線的思想實質,以及黨內從八七會議以來特別是一九二九年以來就存在著而沒有受到清算的若干“左”傾思想和“左”傾政策;在當時發表的陳紹禹同志的《兩條路線》即《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的小冊子中,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在新的形態下,繼續、恢復或發展立三路線和其他“左”傾思想“左”傾政策的新的政治綱領。這樣,“左”傾思想在黨內就獲得了新的滋長,而形成為新的“左”傾路線。
 陳紹禹同志領導的新的“左”傾路線雖然也批評了立三路線的“左”傾錯誤和六屆三中全會的調和錯誤,但是它的特點,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評了立三路線的“右”,是它指責六屆三中全會“對立三路線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與實際,未加以絲毫揭破和打擊”,指責第九十六號通告沒有看出“右傾依然是目前黨內主要危險”。新的“左”傾路線在中國社會性質、階級關系的問題上,夸大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夸大中國現階段革命中反資產階級斗爭、反富農斗爭和所謂“社會主義革命成分”的意義,否認中間營壘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問題上,它繼續強調全國性的“革命高潮”和黨在全國范圍的“進攻路線”,認為所謂“直接革命形勢”很快地即將包括一個或幾個有中心城市在內的主要省份。它并從“左”的觀點污蔑中國當時還沒有“真正的”紅軍和工農兵代表會議政府,特別強調地宣稱當時黨內的主要危險是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和“富農路線”。在組織上,這條新的“左”傾路線的代表者們違反組織紀律,拒絕黨所分配的工作,錯誤地結合一部分同志進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動,錯誤地在黨員中號召成立臨時的中央領導機關,要求以“積極擁護和執行”這一路線的“斗爭干部”“來改造和充實各級的領導機關”等,因而造成了當時黨內的嚴重危機。這樣,雖然新的“左”傾路線并沒有主張在中心城市組織起義,在一個時期內也沒有主張集中紅軍進攻中心城市,但是整個地說來,它卻比立三路線的“左”傾更堅決,更“有理論”,氣焰更盛,形態也更完備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黨在這些以陳紹禹同志為首的“左”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分子從各方面進行壓迫的情勢之下,也在當時中央一部分犯經驗主義錯誤的同志對于他們實行妥協和支持的情勢之下,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這次會議的召開沒有任何積極的建設的作用,其結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傾路線,使它在中央領導機關內取得勝利,而開始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左”傾路線對黨的第三次統治。六屆四中全會直接實現了新的“左”傾路線的兩項互相聯系的錯誤綱領:反對所謂“目前黨內主要危險”的“右傾”,和“改造充實各級領導機關”。盡管六屆四中全會在形式上還是打著反立三路線、反“調和路線”的旗幟,它的主要政治綱領實質上卻是“反右傾”。六屆四中全會雖然在它自己的決議上沒有作出關于當時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黨的具體政治任務的規定,而只是籠統地反對所謂“右傾”和所謂“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但是在實際上,它是批準了那個代表著當時黨內“左”傾思想,即在當時及其以后十多年內還繼續被人們認為起過“正確的”“綱領作用”的陳紹禹同志的小冊子——《兩條路線》即《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而這個小冊子,如前面所分析的,基本上乃是一個完全錯誤的“反右傾”的“左”傾機會主義的總綱領。在這個綱領下面,六屆四中全會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同志到中央的領導地位,另一方面過分地打擊了犯立三路線錯誤的同志,錯誤地打擊了以瞿秋白⑹同志為首的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同志,并在六屆四中全會后接著就錯誤地打擊了當時所謂“右派”中的絕大多數同志。其實,當時的所謂“右派”,主要地是六屆四中全會宗派主義的“反右傾”斗爭的產物。這些人中間也有后來成為真正右派并墮落為反革命而被永遠驅逐出黨的以羅章龍為首的極少數的分裂主義者,對于他們,無疑地是應該堅決反對的;他們之成立并堅持第二黨的組織,是黨的紀律所絕不容許的。至于林育南⑺、李求實⑻、何孟雄⑼等二十幾個黨的重要干部,他們為黨和人民做過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眾有很好的聯系,并且接著不久就被敵人逮捕,在敵人面前堅強不屈,慷慨就義。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瞿秋白同志,是當時黨內有威信的領導者之一,他在被打擊以后仍繼續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之下。所有這些同志的無產階級英雄氣概,乃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的。六屆四中全會這種對于中央機關的“改造”,同樣被推廣于各個革命根據地和白區地方組織。六屆四中全會以后的中央,比六屆三中全會及其以后的中央更著重地更有系統地向全國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機關或新的領導干部,以此來貫徹其“反右傾”的斗爭。
 在六屆四中全會以后不久,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所發表的決議,表示新的“左”傾路線已經在實際工作中得到了具體的運用和發展。接著,中國連續發生了許多重大事變。江西中央區紅軍在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和全體同志的積極努力之下,在六屆四中全會后的中央還沒有來得及貫徹其錯誤路線的情況之下,取得了粉碎敵人第二次和第三次“圍剿”的巨大勝利;其他多數革命根據地和紅軍,在同一時期和同一情況下,也得到了很多的勝利和發展。另一方面,日本帝國主義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開始的進攻,又激起了全國民族民主運動的新的高漲。新的中央對于這些事變所造成的新形勢,一開始就作了完全錯誤的估計。它過分地夸大了當時國民黨統治的危機和革命力量的發展,忽視了“九一八”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間階級的抗日民主要求,強調了日本帝國主義和其他帝國主義是要一致地進攻蘇聯的,各帝國主義和中國各反革命派別甚至中間派別是要一致地進攻中國革命的,并斷定中間派別是所謂中國革命的最危險的敵人。因此它繼續主張打倒一切,認為當時“中國政治形勢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斗爭”;因此它又提出了紅軍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和在白區普遍地實行武裝工農、各企業總罷工等許多冒險的主張。這些錯誤,最先表現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央的《由于工農紅軍沖破敵人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緊急任務決議》,并在后來臨時中央的或在臨時中央領導下作出的《關于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關于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關于一二八事變的決議》(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中央區中央局關于領導和參加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與擴大民族革命戰爭運動周的決議》(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革命危機的增長與北方黨的任務》(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等文件中得到了繼續和發揮。
 自一九三一年九月間以秦邦憲(博古)⑽同志為首的臨時中央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止,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繼續發展的時期。其間,臨時中央因為白區工作在錯誤路線的領導下遭受嚴重損失,在一九三三年初遷入江西南部根據地,更使他們的錯誤路線得以在中央所在的根據地和鄰近各根據地進一步地貫徹執行。在這以前,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江西南部根據地黨代表大會⑾和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央區中央局的寧都會議,雖然已經根據六屆四中全會的“反右傾”和“改造各級領導機關”的錯誤綱領,污蔑過去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根據地的正確路線為“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并改變了正確的黨的領導和軍事領導;但是因為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戰略方針在紅軍中有深刻影響,在臨時中央的錯誤路線尚未完全貫徹到紅軍中去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圍剿”戰爭仍然得到了勝利。而在一九三三年秋開始的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極端錯誤的戰略就取得了完全的統治。在其他許多政策上,特別是對于福建事變的政策上,“左”傾路線的錯誤也得到了完全的貫徹。
 一九三四年一月,由臨時中央召集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六屆五中全會),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發展的頂點。六屆五中全會不顧“左”傾路線所造成的中國革命運動的挫折和“九一八”“一二八”以來國民黨統治區人民抗日民主運動的挫折,盲目地判斷“中國的革命危機已到了新的尖銳的階段——直接革命形勢在中國存在著”;判斷第五次反“圍剿”的斗爭“即是爭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斗爭”,說這一斗爭將決定中國的“革命道路與殖民地道路之間誰戰勝誰的問題”。它又重復立三路線的觀點,宣稱“在我們已將工農民主革命推廣到中國重要部分的時候,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將成為共產黨的基本任務,只有在這個基礎上,中國才會統一,中國民眾才會完成民族的解放”等等。在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反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調和態度”和反對“用兩面派的態度在實際工作中對黨的路線怠工”等口號之下,它繼續發展了宗派主義的過火斗爭和打擊政策。
 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革命根據地的最大惡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和紅軍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區。“左”傾路線在退出江西和長征的軍事行動中又犯了逃跑主義的錯誤,使紅軍繼續受到損失。黨在其他絕大多數革命根據地(閩浙贛區、鄂豫皖區、湘鄂贛區、湘贛區、湘鄂西區、川陜區)和廣大白區的工作,也同樣由于“左”傾路線的統治而陷于失敗。統治過鄂豫皖區和川陜區的張國燾路線,則除了一般的“左”傾路線之外,還表現為特別嚴重的軍閥主義和在敵人進攻面前的逃跑主義。
 以上這些,就是第三次統治全黨的、以教條主義分子陳紹禹秦邦憲二同志為首的、錯誤的“左”傾路線的主要內容。
 犯教條主義錯誤的同志們披著“馬列主義理論”的外衣,仗著六屆四中全會所造成的政治聲勢和組織聲勢,使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黨內統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表現得最為充分和完整,在全黨影響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這個路線錯誤的同志,在很長時期內,卻在所謂“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等武斷詞句下,竭力吹噓同事實相反的六屆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之“正確性”及其所謂“不朽的成績”,完全歪曲了黨的歷史。
 在第三次“左”傾路線時期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主張正確路線的同志們,是同這條“左”傾路線完全對立的。他們不贊成并要求糾正這條“左”傾路線,因而他們在各地的正確領導,也就被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中央及其所派去的組織或人員所推翻了。但是“左”傾路線在實際工作中的不斷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區第五次反“圍剿”中的不斷失敗,開始在更多的領導干部和黨員群眾面前暴露了這一路線的錯誤,引起了他們的懷疑和不滿。在中央所在地區紅軍長征開始后,這種懷疑和不滿更加增長,以至有些曾經犯過“左”傾錯誤的同志,這時也開始覺悟,站在反對“左”傾錯誤的立場上來了。于是廣大的反對“左”傾路線的干部和黨員,都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團結起來,因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澤東同志所領導的在貴州省遵義城召開的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得以勝利地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
 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也正是由于這一轉變,我們黨才能夠勝利地結束了長征,在長征的極端艱險的條件下保存了并鍛煉了黨和紅軍的基干,勝利地克服了堅持退卻逃跑并實行成立第二黨的張國燾路線,挽救了“左”傾路線所造成的陜北革命根據地的危機⑿,正確地領導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運動⒀,正確地解決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變⒁,組織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動了神圣的抗日戰爭的爆發。
 遵義會議后,黨中央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政治路線,是完全正確的。“左”傾路線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都被逐漸地克服了。一九四二年以來,毛澤東同志所領導的全黨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整風運動和黨史學習,更從思想根源上糾正了黨的歷史上歷次“左”傾以及右傾的錯誤。過去犯過“左”、右傾錯誤的同志,在長期體驗中,絕大多數都有了很大的進步,做過了許多有益于黨和人民的工作。這些同志,和其他廣大同志在一起,在共同的政治認識上互相團結起來了。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欣幸地指出:我黨經過了自己的各種成功和挫折,終于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軍事上,第一次達到了現在這樣高度的鞏固和統一。這是快要勝利了的黨,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戰勝了的黨。
 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認為:關于抗日時期黨內的若干歷史問題,因為抗日階段尚未結束,留待將來做結論是適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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