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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歷史
廣播電視的市場化應當是服務的市場化
添加時間:2019-01-11 17:07 閱讀次數:[] 來源:未知

人物簡介:霍寶林,生于1965年,清澗人。現任米脂縣廣播電臺副臺長,一級播音員。1985年參加工作,曾任榆林縣廣播站、陜西省廣播電臺、寶雞市廣播電臺、米脂縣廣播電臺播音員、主持人。從事廣播電視工作33年,曾制作聯合國2744項目驗收專題片,《闖王桑梓行》、米脂窯洞古城一條街評審專題片以及《李自成傳說》《鐵水打花》等米脂縣“非物質文化遺產”專題片20多部。1985年獲榆林地區優秀播音一等獎,1989年獲寶雞市優秀播音二等獎,2005年獲陜西省優秀播音三等獎,2009年獲陜西省優秀播音二等獎。2016年創作的廣播劇《沙家店戰役中的米脂婆姨》榮獲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優秀廣播劇二等獎、榆林市優秀廣播劇一等獎。


每根路燈桿上都有廣播喇叭

我進入廣播行業是在1985年。85年的5月份到榆林考試,7月份接的通知,8月份上的班。

80年代,全國縣級廣播電臺都是以有線傳輸為主。無線廣播,中央臺、省臺和省級市臺有。地級市臺就沒有了。比如榆林,就是拉一根鐵絲線,廣播線,有線傳輸。那會兒在榆林地區,米脂縣的有線廣播是搞得最好的,為什么呢,其他地方都是用木桿撐起鐵絲,往往幾年就朽了、倒了。米脂縣是最早實現全縣村村通水泥桿。所以它那個廣播傳輸質量是非常好的。70年代到80年代,全榆林地區、全陜西省,甚至全國都向米脂學習過。到90年代,有線廣播就被調頻廣播取代了。

那時候榆林全城,大街、二街、三街都有喇叭,每一根路燈桿都有一個廣播喇叭。我記得報到第一天下午,就讓我試播天氣預報。當我把那個天氣預報錄音帶往上一放,鍵鈕一按開始播天氣預報的時候,滿大街所有喇叭都在響,那個聲音效果特別好,我的聲音傳遍了全城,我當時那個自豪感啊……

縣級廣播站五幾年就有了,一直有播音員。米脂廣播電臺也是五三、五四年就有了。但到80年代,人們對播音員的普通話要求也高了,對老播音員就不太滿意了,所以它(榆林縣廣播電臺)就向全地區招最好的播音員。當時一共招了4個,一個我,一個呂宏偉從靖邊調的,還有橫山調的文麗,澄城縣調的任娜。后來我離開以后,他們三個還都在榆林。現在他們幾個都退了,只有我還在職。因為當時我最小,剛20歲。


那時的廣播非常神圣

榆林縣廣播站只有一套節目,每天播三次。我們當時的辦公地點就在鐘樓,機房也在那兒。編輯室在鐘樓巷下面。播出都在鐘樓上,比較安全。那會兒的廣播,非常的神圣,管理比現在要嚴的多,門經常是鎖著的。一般人鐘樓上不讓上來。像省臺的話,是武警守衛。廣播就怕有敵特分子搞破壞,宣傳一些其他東西。

那時的廣播節目以新聞為主。那會兒的新聞,不像現在圍著會議轉。記者采訪,是以一種什么形式呢?每個鄉鎮有放大站,因為廣播信號從縣里送到鄉鎮,它就減弱了,要經過放大站放大后,再送到村里。每個放大站的值機人員就是記者,而且放大站工作人員可以通過廣播向全鄉發布信息。每個鄉鎮,都有通訊員;每個村,也有通訊員。村里發生什么事情,馬上就通知到放大站這邊;放大站再將稿子通過信件寄到縣里,寄到編輯室。編輯室把稿子編好,我們播出。等于是把全縣的信息都匯集起來了。那會兒我們廣播站是覆蓋到榆林縣的各鄉鎮,也就是現在榆陽區。當時榆林地區廣播是各縣管各縣,只有一次向全地區的廣播,1986年春312日植樹節)在榆林劇院有個植樹造林動員大會,是向全地區直播的。那也是我第一次直播。

最早確認自己要走播音這條道,是我上初中的時候。小學剛畢業,快上初中了,我每天就在想,以后考高中不一定能考上,我得找個事兒干。干什么?也沒數。偶然有一次,聽到清澗的廣播。那時候每個村、每個院子都有廣播喇叭。是那種紙盒的小喇叭。所以不管什么地方,只要是廣播時間,早、中、晚三次,廣播一響,所有人都能聽到。吃飯的時候,所有人都圍在廣播下面,聽聽新聞啊,看又發生了什么事兒。中央的轉完以后轉省上的,省上的轉完以后播縣里的。縣里的就收集各鄉、各村的新聞。甚至像誰家的毛驢走丟了,尋驢啟示我經常播。還有尋牛啟事、尋豬啟事。那會兒都是不收費的,又不像現在有手機傳輸,怎么辦呢?“現在播送《尋驢啟事》,某某某村,誰誰家的驢走失了,什么顏色的韁繩,什么籠頭”。很有意思,農民也愛聽。今年誰家種什么收什么,政府有什么政策,公購糧交多少,還有計劃生育宣傳……那時農村沒有電視,報紙更沒有,只有廣播,廣播是唯一的宣傳平臺。就從那兒開始,我決定當播音員。一下子感覺自己找到路了,就覺得播音員這個職業很神圣。我一直到現在都有一個習慣,只要是我對著話筒播音的時候,我必須把口漱得凈凈的。從職業上來說,我認為這是一種崇拜,對話筒的一種崇拜,也是對我的聽眾的一種尊重。對自己來說,還有一個好處是,把口腔打開了,利索了。吃過飯、吃過東西之后,感覺粘得吐字不清楚。我帶學生的時候,對他們講,如果你在做一份職業的時候,能崇拜它,把它看成一種神圣的東西,就像跆拳道,一上臺鞠一躬,下臺再鞠一躬,表明這在你心里是一種神圣的東西,你有這種儀式感,肯定能做好,如果沒有這種崇拜,很難做好。這也是一種職業操守。

實際上我正式練習就練了一年半。我在清澗練的,沒有跟任何人學,每天自己聽廣播練。后來買了個錄音機,我跑到綏德買的美多牌磚頭錄音機,那會兒清澗沒有。花了90多塊錢。我在工程隊干活兒,抱磚、提灰,假期干了兩個月,掙到的錢。還買了兩盒磁帶,一盒4塊錢。那會兒一個月工資也就2030塊錢。后來又秤了幾斤鐵絲,從河對面拉了一根線,拉到我們家里頭。也不知道電壓匹配不匹配,阻抗匹配不匹配,反正接一個插頭塞進錄音機那個插口里頭,就開始錄,我錄的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早晨6點半的《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效果還不錯。我就天天跟著那個30分鐘的《新聞和報紙摘要》,一年半,天天如此,我都能全部背下來了。

初中畢業之后,我就沒事干了。早上拿點吃的東西,天一亮就到山上去。山上練一段時間以后,下來到溝里邊練,再到清澗那個大橋橋洞下面練習,因為有回音。然后再到家里頭,用錄音機練。家里頭我媽不讓我練,她認為南腔北調的,不好聽。她把錄音機給我砸了。從那以后我再沒買過錄音機,到同學家去租、借。后來卡座錄音機基本每家都有,我家那臺砸壞之后,我再也沒買過。

我爸媽是建筑工程隊的,那會兒還擺個地攤,沒有社會地位。你要是在百貨公司什么的,很牛啊,買東西方便,那會兒計劃經濟么。我為什么從小學習不好,不是我不聰明,是因為同學欺負我。老師看不起,同學欺負。家里管的又不嚴。本來學的還挺好的,后來一直被欺負,為了躲避同學的欺凌,就不去學校了,成績下降了。我爸媽就認為我應該做生意,賣貨,或者頂個班去建筑工程隊也行。我說我就干播音。為啥?一方面是我喜歡這個職業的神圣,另一方面,我是我家唯一的男孩,傳宗接代就要靠我。如果我這個職業不安穩,有個什么閃失,我們家不就斷香火了?我就想找個工作,風刮不著,雨淋不著,既沒什么危險,社會地位還高。

1993年在米脂臺

榆林縣廣播電臺第一批合同制員工

我在家自己錄好了磁帶,先到清澗考,考了第一。但成績公布之后,一直沒錄取。隔了差不多兩個月,1985年開春的時候,我就去清澗廣播局找白局長,問我這個待業青年能不能去廣播站實習一下。局長說:“播音員是黨的喉舌,廣播電臺是政治性非常強的地方,誰想來就來,誰想播就播?那要經過很嚴格的審查,要會議研究決定,允許你上你才可以上。你覺得你播得好,榆林在招人,你到榆林去考去。”我當時想他可能是氣話,半信半疑問,“真的?”他說,“真的。”我就轉身走了。

回到家,我悄悄收拾了一下,拿了盒磁帶,來到了榆林。正好是中午12點,一天中的第二次廣播時間,榆林滿大街都是廣播的聲音。人家那播音員播得特別好。人家播這么好,不可能要播音員。我想白局長肯定是在損我呢。我就轉身想走了,不考了。走到榆林汽車站,要買票。我一想,從清澗到榆林是4塊7毛錢,來回就是9塊多,快10塊錢了。我來一回,連廣播站在哪里都不知道。我去問問他總該可以吧,這個又不是太丟人的事情。又不是偷人搶人,我去問問他。于是又來到城里,問人家,說是廣播在鐘樓巷。我來到編輯室,一看好多人在排隊。我問這里是不是在招人,人家說是。問我哪的,我說清澗的。問你要考試嗎?我沒敢說自己考,說是我的一個同學要考。我對語音比較敏感,到榆林后講了一口榆林話。我說,“我一個同學委托我上來問一下。這兒有一盒兒磁帶,如果你們感覺行,我回去讓他準備下,如果不行就拉倒。”他拿過磁帶放到那個三洋的卡座機里。聲音一出來,所有人都靜悄悄地。工作人員問:“啊,這個人哪的?”我說“清澗的,我同學。”

“哎,我覺得這嗓音好像是你的呀!”

“不是,這不是我,我播不了這么好。我一個同學,人家天天在家里練。”

“這個不錯,你讓他回家好好準備一下。完了留個地址,我給他來信。好好準備。”

回去大概一個月以后,家里來信了。一般榆林到清澗來信就是六七天時間。我一看,是讓我去復試。到榆林后,是榆林縣的領導在復試。當時領導不看,是讓我們錄音。所有人都在排隊,整個鐘樓巷都站滿了。都是年輕人,大學畢業的,高中畢業的……我一去,人家就認得我,“哎,你來了,你同學呢?”

“不好意思,就是我。不是我同學,是我。”

“我們那陣兒就覺得是你,你這個人怎么這么不老實!不說實話。”

我把前因后果,清澗怎么考的,有什么心理負擔都給他說了。人家也很理解,“哦,是這樣。你就不要跟他們在這兒排隊錄音了。”就叫了楊煥榮(現在退休了)拿了一臺錄音機,提了一壺水,開了一間編輯室,說,“你就到這個房子錄,你什么時候錄好了,什么時候把帶子交給我。”中午到那兒,下午快下班才錄好交了帶子。他們準備的一篇稿子,我自己準備的一篇稿子。錄音完了還有筆試,交卷后人家讓回家等消息。

我二爸當時在行署,我來考試沒告訴他們,當天下午我去他家才說我來考播音員。我二媽說,“你念念,讓二媽聽聽,我就不信你的普通話比你毛哥的普通話還好。”我一念,行署大院好多人跑二媽家來了,“哎,霍隊長你們家放電視,我們來看看。”結果不是,是我在那兒讀報紙。

大概是7月份,又來了一封信,“霍寶林同志,你已經被榆林縣廣播站錄取為播音員。請你見信后速來榆林報到。”這樣我就成為榆林縣廣播電臺第一批合同制員工之一。


“惹事”的負面報道

1985年8月14號我到榆林廣播臺報到,給我分了宿舍,就在鐘樓上。當時我覺得這個播音員職業很神圣,卻對編輯和記者的意識很淡薄。編輯編好的稿子,我認為對,我就照著播,我認為不對,我就給改了。我不知道,誰也沒教給我,其實這個在新聞界是一個“大忌”。編輯編好以后,不可以改的。除非你自己看出來非常明顯的錯誤,哪個字錯了,你告訴編輯,編輯改過來你再播。而不是你自己直接改了播。

1987年有一次機關作風整頓,我們有一個記者,在榆林行署、榆林地委、榆林縣委、縣政府大院兒里蹲守了半個多月,寫了一篇報道,有三頁多,應該有一千多字。遲到的、早退的、上班期間辦公室沒有人的,他都寫了。這個記者可能比較年輕,甚至在報道里點了誰誰誰遲到、早退,幾點來的,幾點走的……我們編輯大部分都劃掉了。用紅毛筆劃掉的,但紅色下面還能看得到原稿。我一看,機關作風整頓,大會小會上強調,這么好的稿子改成這樣了,編輯不對。我就按原稿播了,全部播了。播出之后,影響特別大,榆林地委馬上就開會整頓,把報道里提到的人給處理了。當時的處理不是口頭批評、做個檢查那么簡單,就是真處理了。這下他們受不了了。我們局里就開會,領導問,“誰把這個稿子播出去的?”

“霍寶林播出去的。”

“為什么播出去?”領導開始批評我。我還據理力爭,“我們記者那么辛苦,多長時間寫的這篇稿子,你把稿子改成那么點。咱們地委領導一直在強調作風整頓,大會小會那么開,我也參加會議了。我們作為輿論監督,人家寫了這個稿子,就應該如實匯報,為什么不播?”

“哎,你還強詞奪理!這不能改!”

“你就不能刪!”

領導一氣之下就讓我做檢查。我不做。開兩次會批評我。批評我,我不干了!我就辭職了。我就把合同和辭職報告交到辦公室那里,不干了。把辦公室的人氣得,“你這后生,太不知高低了!”

在這之前,我接到丁濤老師的電話,“我辦了個培訓班,大專班,想讓你來培訓。”1985年年底,為了提高各地縣播音員的文化水平,丁濤在西北大學辦了一個播音員培訓班,招收全省各縣播音員。但我是87年才知道的。單位不想讓我去,怕我跳槽。最后我還是去培訓了。去了以后,單位也沒辦法,回來以后還給我報銷了費用。那會兒單位對我挺好的,每星期回一次清澗,來回車費全報。后來我總結,還是我有些傷了領導的心了。因為太年輕,就那個事情上讓領導下不來臺,就辭了。再說丁老師跟我說,省臺想要人,他那會兒是省臺的播出部主任,專門管播音這一塊兒。丁濤老師上課時就覺得我這個嗓音條件啊,播音水平都挺好的,想培養我,讓我破格到省臺去學習。所以我遞辭職信也不是很盲目的。


播音要帶點“京味兒”

我辭職后,去省臺實習。省臺招人,給省勞動廳打報告,要勞動廳批,這個周期比較長。半年以后,丁老師去世了,就把我擱在一邊了。后來是海茵老師跟我說,“小伙子,你在我們這兒掙不上工資,沒有前途。丁濤老師去世了,我們這兒暫時也沒有人負責。你跟你的同學聯系一下,看可不可以到哪個市臺去干一干。市上手續比較簡單,要人也多,像你這樣的一定沒問題。”

我就跟同學們聯系,我們西大一起學習的同學,都是各地縣的播音員。寶雞、咸陽的同學都說要人。我都去試播了一下,最后決定在寶雞干。寶雞有我兩個同學,關系都特別好。我在寶雞干了一年。

當年西大學習時教我們語音學的吳天慧教授,曾經是中國四大語音學專家之一。他是從江南到西北大學任教的老教授。我對老師恭恭敬敬,又很勤快,學習刻苦,業務也比較突出。老師們對我都挺好,知道我經濟上比較困難,所以常叫我到家里吃飯。吃飯的時候看電視,吳老師就給我講,每個播音員哪里是優點,哪里是缺點。這個字音是怎么讀,那個句子是怎么斷。我就問他,“咱們陜西臺播音員和中央臺播音員,那個語音一聽就差別很大,為什么呢?”

吳老師說,“陜西的語言環境就是這樣。”

我說,“那咱們能改嗎?”

他說,“改不了,沒法改。除非你到北京去,你在北京那個語言環境下面,你聽北京那個小孩的發音,你跟他們學上一點兒就夠了。我們的普通話,不能光照著拼音去發音,你要帶點京味兒就好聽了。”

我說,哦,原來如此。從此我就有了到北京去的念頭。

到寶雞一年后,我得了寶雞優秀播音員二等獎。我覺得自己離真正的優秀還差的很遠,寶雞也不是久留之地,干脆就再去學習鞏固。寶雞臺是大臺,有個同事叫謝香,她說“小伙兒你想去北京?我有個同學從西藏臺調到北廣當老師了。叫張秀清,你去找他,我給你推薦。讓他給你安排下食宿。”因為家里不支持我,所以經濟上一直比較困難。到北京后,張秀清就給我安排到他的宿舍去住。她也帶課。當時我們的班主任是姚喜雙,是國家語委主任,今年退休的。張頌教授給我們上的播音主持課。

我去北京時,是1989年。我媽給了我400塊錢,我爸一分錢沒給。路費就花了大幾十塊錢,還剩幾百塊,壓根沒敢動。吃飯就去老師家里蹭,給人家收拾屋子、擦擦桌子什么的,花費很少。后來我就到北廣附近,定福莊,一個農家院里頭,和我的兩個內蒙同學一起租了間房子。就為了跟院子里的小孩兒接觸,在那兒呆了半個月,房租大概100左右。400塊錢快花完了,也到年底了,就回了家。本來第二年1990年,開春還得繼續上學,上完給文憑。結果我學費沒交,當時學費要一千多兩千塊錢,我拿不出錢,也拿不到文憑。之前在西北大學念那個專科班也沒交學費,沒有拿到文憑。

90年開春,我準備到深圳去,知道那里在開發。我先到四川內江,那里也有個西大的同學,到他那兒待了幾天。他說,就到他們這兒干。我說不行,我想到深圳去。準備離開內江的時候,給家里打電話,實在沒錢了。我把我帶的東西能賣的都賣了。我說能不能給我點錢。我媽說,“要錢你只能回來。不回來不行,比我年輕的都抱孫子了,你趕緊回來。你不要找工作了,我把你養活上。再不允許你出去了。”我當時想,自己出去確實很苦,再一個,家里也就我這一個獨苗,我有四個妹妹。我出去后,大人都很擔心。出去了萬一哪天死了,這個誰也說不來,對不起生我一回的父母。算了,就當個孝子吧。就回來了。

回來以后,家里就趕緊張羅著介紹對象,沒工作對象不好找。我就說,“不就找個工作嗎,我再找就行了。”我媽說,“就在咱們這兒,不要遠了啊!”

我去榆林臺找工作,找到楊海燕,那會兒是臺長。我說我想回來,哪里要播音員?

她說,“好么,只要你想回來。榆林電臺現在人已經滿了,米脂、靖邊、佳縣、神木這四個縣,你挑。你先去看看,我給這幾個縣都打個招呼,你想到哪個縣就哪個縣。”當天晚上我到了神木。我待了一天,覺得那個小樓環境不好,離家也遠,所以第二天就走了。我又到地區廣播局,楊海燕說,“要不你就到米脂,那兒是清水衙門,人們文化素質也高。又是文化縣,離你家也不遠。”

我到米脂后,米脂廣播局給我把賓館的房間都登好了。接待我的是編輯思煥,還有高局長(高德懷)。問我想來的話,有什么條件?我說條件很簡單,把我的工齡延續上就可以了,我從1985年開始工作的。局長說,那個好辦。完了我就上班了,在廣播臺。那會兒沒有電視臺,米脂電視臺是1993年開始籌建的。


廣播電視的市場化應當是服務的市場化

近些年國家對廣播電視行業進行改革,說是事業單位,企業管理。按照改革方案的話,經營費用是財政負責一部分,剩下一部分自負盈虧。先是財政給三分之二,然后是二分之一,然后是三分之一,最后徹底市場化。等于是把黨的喉舌,政府的宣傳這一塊推向市場了。米脂廣播電視臺的市場化改革一直沒有實行,為啥,因為真實行了這幫人都得餓死。所以現在我們還是拿著全額工資。近幾年廣電局改成了廣電中心,這才正式與文化局合并。之前說是合并了,人事、財務、業務都是獨立的。每年的考核,也成了文化局派人過來考核我們,以前是組織部來考核。

90年代,廣電部門走穴很厲害,再加上廣告的爆發,各種各樣的廣告,不講究質量,只要給錢,什么都做。從那時開始,人們沒有底線了。中華民族幾千年,不僅有底線,還是有文明的。現在不僅沒有文明了,連底線都沒了。為什么?就是從這段時間市場化后開始的。不是還有人鼓吹軍隊獨立化嗎?這個是絕對不可以的。包括這個宣傳文化陣地,意識形態領域這根弦,必須要黨管。

米脂廣電局曾經把廣告部給承包出去,但是賠了,虧本了,再沒人做了。差額以后,存在個創收的問題。怎樣才能獲取最大的利益?什么東西才能獲取最大利益?暴利行業。正路行業就不存在暴利。所以這是一種惡性循環,是不可取的。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如果我是臺長》。我不會靠廣告創收,我靠服務創收。現在社會對廣播電視的需求是非常大的,人人都是攝影師,但是不是人人都會制作、都有平臺去發表。我們服務于他,提供平臺。你有好的作品到我這里來播放,我可以給你提供錄音棚,提供演播室;你有才藝可以到這里來展示。這樣節目源也充實了,創收也創收了。市場化,它實際是服務的市場化。向市場服務,不要高高在上。我在服務黨,服務正確導向的同時,面向市場,提高服務質量,這個是正確的。現在不是這樣做的,只是廣告創收。

霍寶林近照

發掘地方文化和紅色資源

我本身是個有故事的人,又對故事很感興趣。故事必須講,故事不能看,看著沒啥意思。我以前想搞個臺,但政策不允許。現在自媒體發達,我想建一個網站,我講講故事,這個不違反咱們的政策。

我現在搞專題片拍攝,也是市場需求。人家需要,我去做了,我是在服務。我一年賺幾十萬沒問題。我全憑業余做專題片才敢買房子,買車,孩子們每年各種培訓費,每年參加各種比賽,出去旅游……我做的專題片,在行業里評得比較好的有《鐵水打花》《李自成傳說》,紀錄片有《闖王桑梓行》,獲得省上廣播電影電視二等獎。米脂的非遺項目專題片,都是我做的。項目申請由文化館負責,我與他們合作。因為申請項目必須要有片子,音像資料比較直觀。像鐵水打花、李自成傳說故事、貂蟬傳說故事、米脂嗩吶也是省級非遺項目。今年省級評審的是非遺傳承人,一個是嗩吶的,一個是李自成傳說故事,再一個就是鐵水打花的傳承人。我們走訪很多人,從里邊選出比較有代表性的,做成片子。

2016年,我做過一個廣播劇。當時,國防部要求全國各軍警機關,以改革強軍為主題,發掘一些宣傳正能量的作品。米脂縣武裝部部長就找到我,說想做個微電影,但時間比較緊,就一個星期左右,問我能行不。

我說做不出來,要找本子,還要拍攝,還有后期。

“那你做什么比較拿手?”

“我做廣播拿手。做成廣播劇行不?”

“那也行。”文件上節目類別里有一項廣播劇。他也是個陜北迷,“陜北這么多紅色資源,我們就在這方面挖掘。耳熟能詳的或者鮮為人知的,都可以。都說米脂婆姨,漂亮、賢惠,咱們不能從紅色方面挖掘一點?”

我到網上查,找到一篇口述的稿子,采訪的是曾參加沙家店戰役的一個老大娘,叫蘭花。根據這個稿件,我簡單地編了一個廣播劇。我通宵沒睡,第二天一早打印了幾份稿子,發給幾個演員。部長也是演員。錄音就在文化館的二樓。中午十二點,錄完了。我后期制作的時候一聽,不行,根本不行。演員不行,尤其是演老年蘭花的演員。文化館館長史飛說,有一個演員,曾經在米脂劇團扮演老生,現在年紀大了退了,在榆林住。不知道你請動請不動,電話給你,你給他打。我打過去,說,我是霍寶林。

“哦,霍寶林,我知道你。”

“我們排一個廣播劇,要一個老年蘭花,非你莫屬,你來演行不?”

“好好好,我非常愿意,你要是早說,我剛從米脂上榆林。那我趕兩點下來怎么樣?”當時十二點左右。

我說,“行,太謝謝你了,你幾點來算幾點。”人家兩點準時到。不講工錢,沒工資。最后我個人掏錢,給每個人二百塊錢。所有演員都是我現場導演,現場教,教一句錄一句。錄完我又做了后期,因為要的急,我覺得做得比較粗糙。給大家一聽,都愣住了,誒,原來這么好。這個劇名字叫《沙家店戰役中的米脂婆姨》,策劃的名字寫的是武裝部長,編劇寫的是一個武裝部干事,因為這個是全軍內部評獎,外部人不可以評。送到陜西省軍區,獲得陜西省一等獎,推送到北京,評了個全國二等獎。

2018年8月3日采訪錄音,8月5日整理完畢)

霍寶林口述        申元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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